赵望云 公元1906年的秋天，赵望云出生在河北束鹿县的一个农家。

生逢乱世的赵望云，不到六岁，中国大地爆发了辛亥革命，与他同龄的宣统小皇帝溥仪在惊恐和无知中下台。民国建立了，乡间的农民走街串巷，在“打倒列强”、“民国万岁”的欢呼声中，赵望云幼小的心也没有闲着，他把见到的场面描画了下来；农人们敲锣打鼓，粗壮有力的大手高举大旗，浩浩荡荡从庄稼地里向前走去。画一贴出来，便惊动了乡间，这可能是赵望云最早关注社会的画面。

时光走到了上世纪三十年代，经过“五四”新文化运动的影响，饱受艰辛坎坷的赵望云已蜚声画坛。“九·一八”事变后，日寇侵占了东北，山河破碎，民不聊生。国难中的赵望云，悲愤已极。就在这时他应《大公报》之邀开始了旅行写生记者的生涯。怀天下之苦人，求笔墨之生动，他一次次地深入民间，奔波于田野地头，再现当时农民的疾苦和呻吟，再现不愿做亡国奴人们的挣扎和呐喊，笔触苍凉而苦涩。他的每一幅画都深深地刺痛打动了国人的心，远在泰山的冯玉祥将军看到这些画作十分感慨称赞。后来，冯将军约请赵望云到泰山，嘱托他也把泰山附近一带人民的贫苦生活描画下来，冯将军还给每一幅画配上诗，刻在石碑上，以示后人。今天，我们已经无法看到那些石刻的原作了，因为已毁于战乱，我们只能在残留的拓片画集里模糊地看到，那是一幅幅令人心酸伤感的画面：贫病交加无钱求医的孩子，饥肠辘辘采野草度日的妇人，洪水决堤无家可归的逃荒人……后来，在冯将军的支持下，赵望云创办了《抗战画刊》，国家兴亡，匹夫有责，“知我者谓我心忧，不知我者，谓我何求”。这段远去了的故事，让今天的我们再一次感动。

四十年代初，赵望云先后在成都、重庆举办“西北旅行写生作品画展”，他的画作让国人耳目一新，观者如潮。当时在四川聚集的社会知名人士郭沫若、茅盾、老舍、田汉、阳翰笙、巴金等对画展无不拍手称赞。更令人振奋的是在开展期间，周恩来选购了《相马图》，并向赵望云发出访问延安的邀请。当时的《新华日报》是这样评述的：“陪都迩来画展之多，几有目不暇接之势，但能如赵氏之刻绘民间疾苦，取材于现实生活者，尚不多见。”

新中国建立以后的数十年间，赵望云的足迹遍历陕、甘、宁、青、新等地区。他了解中国的昨天，而今天的人民已不再是战乱中的贫困饥寒和颠沛流离。大西北苍莽雄浑的自然景色和人民的质朴纯厚，生活的绚丽多彩，激发了他创作的无限热情，他的笔下出现了勃勃生机和鲜明的时代气息。我们翻开他的画作：那些绵延不绝、脉络分明的高原山川，那些长满红高粱的黄土地、向日葵围着的农家小院，那些抽芽的古杨、金光闪闪的柿树、在林间嬉戏的小鹿、牛群，树下歇息的毛驴、马匹，山道上赶着羊群缓缓而行的老人，日出日落、风雨晦明……这一切都和他的心灵融会在一起。

赵望云具有地方特色的绘画，重视现实生活和传统精神的结合，他那种泼辣、苍劲的笔墨形式和自然洒脱的艺术风格，为近代中国山水画坛开辟了一种具有强烈时代感的崭新面貌，日后的“长安画派”就是在这一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。

晚年的赵望云，在文革浩劫之后，身心受到了极大的摧残，已无力再到生活里去体验创作了，只能靠记忆去回味曾经走过的山山水水。我们从他最后几年所画的《深夜行》、《天寒红叶稀》、《月暗雪崖》、《行游图》、《无题》、《汉南怀古》等一系列作品里隐隐感觉到他的痛苦和孤独。清寂的山林、幽暗的雪月、田垄小道静默的行旅者作梦幻之游，还有那远去老人的背影……冥冥之中，恍若天上人间。他想起石涛，想起石涛的笔意，“纵使笔不笔，墨不墨，画不画，自有我在”（石涛语）。那时，他作画已不考虑笔墨技巧，腹稿多，画什么也不用想。据说，老伴给他墨盒里倒一点水，他蘸一蘸就画起来，墨湿墨枯，任其幻化，自然天成。他的艺术进入了巅峰的辉煌。

赵望云如果活着，今年整整一百岁，他去世时是七十一岁，对于一个无比热爱时代和人民，如此乐观、坚强，宽厚而坦荡的画家，若不是那场动乱，他应该活得更长久，按照他一生对艺术劳动的辛勤，他完全可能为我们留下更多更好的作品。